2014年3月15日星期六

2010年给香港苹果日报写的读者来信

我看到貴報十月二十一日的新聞:「昨日在北京舉行的《鳳凰週刊》十周年慶典高峯論壇上,美術家陳丹青、法學家江平等人討論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事件,要求當局釋放他,引起轟動。」作為在論壇現場就此問題提問的當事人,我有必要就此新聞做一下澄清。

十月二十日下午《鳳凰週刊》主辦的「現在與未來」高峯論壇在北京飯店舉行,李稻葵、鄭永年、江平、陳丹青、潘石屹、葉雷先生等嘉賓出席發言。諸位嘉賓發言之後,主辦方開放現場觀眾向嘉賓提問。

主辦方規定每人只能問一個問題,我當時提的問題是:「各位嘉賓,你們對和平獎頒給中國人有甚麼看法?以及此獎對未來中國的影響?謝謝。」其中陳丹青和江平先生給出了回答。現場狀況並非「美術家陳丹青、法學家江平等人討論劉曉波獲和平獎事件」。他們是被動回應的。


就是看黨如何難堪

江平先生的回答是:作為一個《零八憲章》簽署人,當時我就希望不要以言論自由抓劉曉波,這樣的事情中國歷史上發生得太多了,同時覺得和平獎頒給劉有點高估。而陳丹青先生的回答是:本來很敏感,既然你問,但說無妨。作為一個人都同意,現在就是在看黨如何難堪。現場觀眾多為記者和學者,大多知道此事且同情劉,也可能是覺得問題本身比較尖銳,所以反應比較強烈。但是並未有明確的說「要求當局釋放他」。

以上即是我當天的現場經歷,《蘋果日報》向來大膽敢言,本人也是貴報的一名熱心讀者,希望貴報能在新聞資訊準確性和全面性上有更多進步。

原文链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01023/14583810

2014年3月11日星期二

2011年失去自由的日子

第一次传唤:失去24小时自由

2011年4月23日(周六)上午我和所在教会的一个姐姐还有她一位同事的女儿在中山公园观赏郁金香,还顺便参观了中山堂(现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需要另花2元门票,可见所谓的爱国不全是免费的,其中展品乏善可陈,虽然门票只要两元也不建议参观)。

上午10点左右,《财经》杂志社行政总监颜晓群先生突然打来电话告知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警察因为我在网上发帖听说五一期间北京出租车罢工一事,想让我去警局协助调查,指认说此话的出租车司机。

颜先生问我是否在网上发帖,我说是。 他在征得我的同意后将我的联系方式告诉办案民警,并让我在协助调查中注意保护自己:量力而行,见机行事,提醒我司机有可能会事后报复,让我在协查结束之后联系他告知协助调查的相关情况。办案民警随后在电话中询问我是否愿意下午2点到雍和宫附近的公交分局协助调查,我没想太多就同意了。

周六赏花原本计划下午三点结束,而且和小萝莉还玩得挺高兴。(周五晚上教会的姐姐突然说让我周六上午去接一个住在我家附近的10岁小女孩,后来因为我是路痴而作罢,没想到周六她自己去接了,我原本以为这次赏花小萝莉不来了)。1点30分我只好悻悻离开中山公园前往公交分局协助调查。

协助调查

下午2点来到公交分局,李警官“热情”地接待了我,让我误以为我就是来协助他们查案的。后来才发现“协助调查”只是一个借口,也许是他们考虑到直接说传唤不利于顺利办案。

他们让我坐在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总队出租车治安管理支队三楼的一个会议室(这同时也是党员电教化教室,墙上的相关规定写着:每位党员一年至少要看6片党课电教片),李警官给我泡了一杯茶,接着和一位年长的警官开始给我做笔录,询问我相关事情。

他们首先问了我的基本情况(年龄 现住址 工作单位 家庭成员 户口所在地 民族 政治面貌 宗教信仰),之后仔细询问我在推特(twitter)上发推的事情:他们拿着打印好的推文说:你于2011年4月21日 23:33:48 在境外网站推特发帖称:“今天在出租车上听司机说五一期间三分之二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将举行罢工。”当时我以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找出那位出租司机,为了保护信息来源我不愿直接告诉他们全部真实情况。

我告诉他们21日中午我在梅地亚中心附近上车,之后在长安俱乐部下车,在乘车过程中司机告诉我:因为油价上涨,五一期间三分之二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将举行罢工。

他们问我是怎么上推特的?我说通过在淘宝买的VPN,37元半年。(现在淘宝上已经搜索不到VPN了)接着又问我为什么上推?我说因为推特看国际新闻非常方便快捷,加上目前有登入障碍(没有直接说墙或者GFW)的存在,中文使用者中新闻和技术推友较多,利于交流沟通。

他们问我为什么会发这条推?我说为了求证,因为单一的新闻源无法证实,只有不同来源的独立信息源才能核实此事的真实性,我当时只听到一个人说五一出租车会罢工的事,想在推特上说一下看看是否有其他人也听到了这条消息。如果也有其他的人听说五一罢工的事,我会考虑向领导报题做这条新闻。

至此第一次笔录结束。在做笔录的过程中我在心中有一个疑问:本来互联网是无国界的,不知警察为何将推特定性为境外网站,虽然它是美国的网站,在地理位置上的确属于境外,境外网站这一明显带有政治化的称谓给我的第一感觉这是一个警察眼中的非法反动网站,类似于过去广播时代的“敌台”。

休息了一会,两位警官开车带我去长安俱乐部和梅地亚中心查看当时乘坐出租车时的监控录像,希望能找出出租车的车号和司机并希望我指认。我们三人先是到了长安俱乐部,在监控室查看当时的监控录像,他们没有发现我下出租车。因为第一次笔录的部分情节是我自己改编的,我根本没坐出租车,具体情况下表,但我在监控录像中已经看到我下车的情况。


亲身体验到我在公共场所的几乎一切行为都在摄像头的监控之下,警察只需要出示相关证件即可查阅,不禁毛骨悚然,虽然此前在奥威尔的小说《1984》里也知道这样“老大哥在看着你”的事情,但知道和亲身体验的感受还是不大一样。另外以前知道的事情中监控录像大多是坏的,给我造成一种错觉:公共场所的摄像头大多是坏的,这也让我心存侥幸,没想到这次两个地方的监控录像全是好的。立刻想到我在笔录中说的谎会露陷,事情接下来会变得更麻烦。我想尽快结束协查办案,以便和朋友们去吃海底捞。


因为他们没有在长安俱乐部监控录像中看到我,接着去了梅地亚中心,他们两人在监控室查看当时的监控录像,让我在外面等着。后来他们发现我没有直接上出租车,而是和另外两人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这下前面撒的谎被事实戳穿了。

在回警局的路上他们问我,那两人是谁?并且他们问我在什么地方换乘出租车的?我一直沉默直到快回到警局。他们说马上能查到那辆车和车主,并说如果我不说,就转交给刑警来查,多次提到刑警会“上手段”(可以查到我当时的通讯记录从而找出那两人),说出事实就没事了。我想了一下,觉得虽然说出真实的信息来源会给别人正常生活工作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正是此前说谎的顾虑和原因),但应无大碍:配合他们调查而已。于是我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这是一记者同行告诉我的,并告诉了她的联系方式和基本情况。

回到警局,他们按我在警车上说的话重新做了一遍笔录。我当时想他们应该去找她了,这事和我基本没关系了,我不久就应该可以离开。他们下楼买饭时为我带了一份炒饭,我当时不是很饿就没吃。(平时我一般每天只吃两顿饭,不吃早饭,周六上午出门时吃了庆丰包子,中午在公园又吃了一些姐姐带的食物,所以晚饭不饿)。

我坐在他们的会议室里,另外来了两个警官一边和我聊天,一边看CCTV5的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直播。这时有推友从推特上知道我在警局的信息给我打电话和发短信问我“喝茶”的事。(其实不是喝茶,是协助调查)。他们也不告诉我多久能回家,我有些困了就在沙发上坐着睡觉,他们也不管我,自己聊天看电视。直到凌晨2点,情况突变。

散布谣言

凌晨2点,李警官将我叫醒,让我到他办公室把那条推文在电脑上给他找出来。用他办公的电脑我没有第三方和VPN上不了推特官网,自然找不到那条推文。然后他说和我去拿我的电脑,我没想太多就同意和他一起回家拿电脑。后来换了四个面目不善的人(后来得知是未着制服的刑警)开车回家而且要求我坐在车子后排座位的中间,我以为换成刑警或者国保在办案而不是治安协查,心里开始恐惧。

进家之后,他们打电话让刑警勘查队的人来拍照(后来才知道这是查扣“作案工具”的规定程序),不知出什么事了,心里更加恐惧,心想拿电脑却叫上刑警情况不妙。

回到警局,警察也不再让我回会议室,他们将我带到一楼的问讯室,恐惧感继续上升,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

我问其中的一个人,我说我是你们叫来协助办案的而且非常配合你们的工作,这么晚了,什么手续也没给我,现在算什么,说这话的时候还是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他们更不让我回家,虽然这样的要求是合法合理的。他说现在是传唤,手续全都有的,以后会给你。(后来才发现他们已经违反传唤需要提前告知被传唤人的法定程序了,以上整个过程有些像“钓鱼执法”。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规定 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公安机关应当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被传唤人。)

不久那位刑警勘查组的人来给我取指纹和拍照,他用墨盒提取指纹的时候,我手心一直在出汗,每一次提取指纹都要用卫生纸擦手,身体也不由自主地颤抖,恐惧感之强烈可见一斑,想到推友王译女士曾经因为一条推被劳教一年,我觉得最坏的可能这次也被劳教一年,做好了最坏情况的心理准备。

接着他们继续询问我,并且有人拿着摄像机在记录整个过程。有一位警察让我告诉他我父母的电话,他说传唤需要通知家人,这是法定程序。不通知的话,需要我写申请而且后果自负。我心想这么晚了,告诉我家人不太好,尤其是万一我妈一个人在家的话会让她很担心我。(我爸一周至少会有一天在单位值班,晚上不在家,他懂法知道传唤没什么事,但我妈就一相夫教子不问世事的家庭妇女,半夜接到公安机关的电话肯定会被吓着,不知道儿子在外边惹了多大的事)。

不知是不是偶然,我最后还是告诉他我家里的电话,但可能是紧张的原因居然说错了一个号。在我找出那条推文并承认是我发的之后,他们就不问我了,也不再摄像。我又接着在座位上睡觉。

清晨5点,一办案民警进来把我叫醒,问我身体状况怎样。我说良好。后来他说要带我去体检,我又开始恐惧。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警察要花钱让我去体检,根据我二十多年的生活经验,政府机关不会无缘无故地对普通人好。我又开始紧张,以为体检之后会被送到“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三个警察带我去北京急救中心体检,其中最后一个上车的是一位年轻女警,这让我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一下。在北京急救中心他们花了400元给我做了一个常规体检,检查结果基本正常,因为紧张血压较高,连续测了三次都是高血压。体检结束。回到问询室,开始和两位警察聊天,其中一位是刚从警校毕业的新警察,和我年纪相仿,两人有很多共同话题。

9点,办案警官让我写一份认识:我写了两点:第一、不应该因为顾虑会给那位记者同行带来不便,一开始向警察说谎,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不便。第二、以后在推特上发布求证类似听说的事情,会更加专业和负责。他接着给了我之前的一些手续(传唤、查扣电脑的清单)并让我签字摁手印,我看传唤证上写着理由是:“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根据是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第二十五条(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传唤单位是北京市公交分局船桥派出所。

看到传唤证上的传唤结束时间写着下午2点。(因为传唤时间最长不得超过24小时)至此,我的心情恢复正常。吃了他们单位食堂的中午饭(在这里一个肉包子只需要5毛,我吃了两个。我住地楼下的庆丰包子1元一个,不如它好吃),他们开车送我回家,并告诉我此事到此结束,这次算一个警告希望我吸取教训。我天真地以为此事这样就结束了,没想到还远远没有。

第二次传唤:拘留10天 

4月28日(周四)下午6点半,我正准备下班从公司回家,突然接到颜晓群先生的电话:公交分局的警察有急事找我,让我去一下。我感觉不好,但也没多问就直接去了。本来在电梯里还遇到几位正准备去吃饭的同事,他们邀请一同去人寿大厦花木兰吃饭,考虑到警察有急事找我,我就婉拒了。

到了警局,一进门他们给了我传唤手续(不像第一次是临走的时候才给。我想最多也就再在警局待24小时,反正我周日回家后也没再做什么事),休息了一会,三个警察又带我去体检,感觉不妙,但也没多说什么,他们又花了400元给我做了一个常规体检,还是和上次一样因为紧张,血压较高,连续测了三次都是高血压,其他基本正常。

体检结束,回到问询室,不久就开车将我带到位于大兴的北京市公交分局法制科(预审处)。一会警察给了我一张拘留通知:因为我在境外网站推特发布虚假信息并被转发37次,扰乱社会秩序,处以5日至10日的行政拘留。通知书里有一项是否申述的选项,警察拿的通知书上直接就写着我不申述。我表示不服:不签字和摁手印。

我被拘留5-10天,是我没有想到的,但也不算意外,在中国因言获罪的事情一直在发生,这我是知道的。他只好重新打印一份通知书,并让我写了一份申述意见。他拿着重新打印的通知书中处罚结果一项直接变成了对我进行行政拘留10天(可见警察的自由裁量权很大,拘留5天至10天都在他的权力之内,稍微不服他的意志,直接按照上限进行处罚。)


我写的主要申述意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二、我并未虚构事实,我的那位女记者同行可为我证明。三、没有扰乱社会秩序的主观动机和客观事实。他们收下了我的申诉意见。一位警察直接就将申诉意见拿走了,另一位和他一同办案的警察说不能这样,他当着我的面在申诉书上写下了他们两位办案人的名字和日期。从办案警察的态度可以看出申诉意见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即使明知没用我也要通过一切合法程序进行申诉,同时也考虑拘留结束我出来之后进行行政复议或者法院起诉。因为我对这样的处罚不服。


接着,我被带到北京市公交分局法制科附近的北京市拘留所。经过简单的登记,两位医生进行简单的体检 ,我自己花了69元(后来听号友说:身上如果没带钱,这笔体检费由警察出)。

检查结果是我的血压有些高(很可能还是因为紧张的原因,高三我体重200斤的时候曾有过高血压,其他时候血压都是正常的)。检查完身体,换上统一的囚服,又花了25元买了一套洗漱用具(毛巾、牙刷(牙柄很短,防止自残、自杀或攻击别人)、一盒舒肤佳香皂、一支高露洁牙膏、一卷卫生纸),换上拖鞋,贵重物品(主要是现金)交给拘留所的警察保管(后来才知这叫上账,在拘留期间这钱可以用来卖小吃,因为拘留所内不能用现金,只能直接过账)。

眼镜也必须摘下(我近视不太严重,虽然他说可以申请戴眼镜,但后来也没有申请)。管教将我带到208,在同监舍号友的帮助下,迅速铺好被子,钻进被窝,几位号友好奇地问道:你是因为什么进来的?我说:在网上发帖。他们说:看你眉清目秀的,不像坏人。因为玩电脑进来够冤的。别想太多,十天很快就过去了。你先休息,一会叫你值2班。(在号里,睡觉是一直开着灯的,而且不能所有人一起休息,午休和晚上睡觉一共要安排五个班次,每班两人,每班两小时,在其他人睡觉的时候值班的两人就在走道来回走动,累了可以坐着或者靠墙站立,但不能一直坐着更不能躺着,管教可以通过监控器看到监舍内每人的一举一动,据说这样做主要是防止有人打架或者自杀。)

第二天早上,北京市拘留所的正副两位所长和我谈话,告诉我要遵守拘留所的纪律,不要有心理负担,就当作一次人生体验。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他们提,他们尽量满足。其中明确提到可以会见家人和朋友。(我出来之后得知财讯传媒集团法务部的律师曾在3号向拘留所申请会见我,他们没有将律师要见我的消息告诉我,直接拒绝律师会见。可见规定并一定就能够执行。3号正是我精神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如果知道外面有人在努力声援的话,也许我的精神压力会小一些。)

从进拘留所的第二天下午开始,每天北京市公交分局预审处的警察都来提审我,即使五一假期他们也不休息,有些时候甚至一天之内提审两次,早晚各一,每次1-2小时。过于频繁的提审让一位因为盗窃进来后来被劳教一年九个月的号友(在里面他很照顾我,也愿意和我聊天,感觉他说话的风格和语气很像我故去的奶奶)提醒我:你的情况不妙,可能会被劳教,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他说他因为盗窃手机被行拘10天,接着连续提审他3天,然后被宣布劳教。按常理10天的行政拘留,警察不会多次提审,即使提审也不是连五一节假日也不休息。听到他的一席话,我的恐惧感骤增,整个人无精打采,没有心思睡觉,手脚也直冒汗。我一直在想如果被劳教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该怎么办?父母怎么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我未来的生活在哪里?不过发现想太多也没用,既然进来了,一切都要听别人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

提审中一位年长的警察(后来从一女检查官的口里得知他是一位处长)负责询问我,一位年轻的警察负责记录。他们主要的问题是:我发帖的动机是什么?每次提审大部分时间都在教育我,在境外网站发这样的帖子会影响中国的国家形象和社会秩序稳定。

我的观点很明确:你们拘我我暂时也反抗不了。十天里我会遵守规矩,出去再通过法院进行行政诉讼等渠道寻求公道,虽然对最后的结果并不抱希望。

他们看到我并不认错,就开始恐吓我:这事还没结束,也许是10天也许是?他们说话不说完,故意留一半,我自己开始猜测以为会被劳教,精神压力大增。

突然第5天上午,年轻的警察单独来提审我,气氛很轻松,他一开始就说:你只要认错配合我们公安机关工作,我们可以提前让你出去。我问他怎么认错,他说:你从小出生于干部家庭,长在红旗下,受党和政府的悉心培养,现在做了伤害党和政府的事,你现在要感谢党和政府及时挽救了你,没有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保证以后不再做影响社会秩序稳定和有损国家形象的事,如果要核实类似的信息,可以先告诉我们,而不是求助互联网。按他的要求,我写了一份检查,同时在他替我写的检查上我签字摁手印表示认同为我自己的想法。

经过他们长时间的精神施压,当时我的精神压力非常大。一听到他给的“好处”--提前释放,感到满意,虽然要违心写一份检查并认错作为交换。他们也知道我在压力之下出于违心检查,晚上再次提审我,告知我出去之后不能因为对处罚不服而接受媒体采访“炒作此事”,也不要行政复议或者起诉寻求公道,让我将这事当做一个人生的经历。写检查的时候我就考虑到一旦写了检查,未来的一切寻找公道的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写检查尤其是这样的检查就代表认错。但是考虑到可以提前出去,我还是愿意写。因为如果不写,还不知道哪天能够出去,就像那位警察之前说的也许是10天,也许。。。

超过10天的人生自由被限,这是我所不能承受的,我妈也会受不了,因为被拘我也没有让警察通知她,不知道她已经通过互联网得知我失踪的消息。

6号换了北京市局的两位国保(后来送我回家请我吃饭的时候,他们自己说的,我自己当时也知道他们不是国安就是国保,因为他们自己介绍是不穿警服的政府工作人员)来提审我,一开始拘留所的人准备带我去提审室,后来将我带到会议室,在会议室两位国保提审我。

他们问了艾未未的事,因为我曾就马陆被拆迁的事情采访过艾未未。他们问我对艾未未的印象?我说他作为艺术名人,没有名人架子,十分随和,容易亲近。之后问了:工作单位《财经》的一些情况(去年杂志社曾因《安源鼎黑监狱》的调查稿得罪过北京公安,被警察找上门),并希望以后能成为朋友,以后有什么需要可以向他们提,他们会尽量满足,但是他们要求此次对话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

一开始我没有答应他们(其中一位警察的手机铃声是东方红,我和他价值观的巨大差异可以从这个细节看出来),我表示我出去之后做一位守法公民,不愿结交这样的朋友。他的口气开始变得强硬,你可以再好好想想,如果不答应的话,就不让你出去。

这时我才想起预审处警察给我说写完检查就可以提前释放的事情并没有文字记录,是口头答应的。又有种上当的感觉,我的生活经验太少,总是很容易相信警察。为了尽快出去,我也只好答应和他们做朋友,又是一次违心的事,以原则换自由,并且答应和他们谈话见面的事情进行保密。不知道未来他们会叫我做什么。我觉得只要在中国大陆,只要这样的秘密警察制度没有得到变革,《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的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切实保障,我就是他们案板上的肉,几乎没有反抗的可能。但是无论如何,损人利己的事情我不能做,在不正常的环境下还是有一定选择自由。

6日中午,市拘的两位所长突然召见我,告知我因为表现良好,决定提前释放。年长的所长看见我的胡子比较长,表示要给我刮胡子,我没想太多就同意了。所长在给我刮胡子的时候,我看见有一年轻女警察在门口拍照,想到我临走还要被他们“消费”一下。在拘留所的墙上会挂着一些表示警察与犯人关系融洽,温馨改造的宣传照,估计我的照片也会被挂上,证明所长关爱犯人和拘留所的人性化管理。

两位国保开车将我送回家,并在柳芳北街的吉祥鸟湘菜请我吃了一顿饭。下午船桥派出所的两位警察将我的电脑和上网卡再次从家拿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拿走,因为处罚已经结束。电脑和上网卡作为所谓的“作案工具”也没有价值了。


5月19日在推友张瑞姐姐的见证下警察将电脑和上网卡归还我,但归还的日期上写着5月6号(就是我出来他们拿走的那天),我也没有多问,也许是怕问了不仅没有答案反而又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公安机关总是让我难以感到自然放松。

在市拘,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犯人。我享受的是有点特殊的待遇,让我没有遇到看守所里酷刑、躲猫猫……那些悲惨的事。“坐板”的时候可以随时靠墙甚至躺卧,狱医每天过来问候,所长管教不断征求意见。

我所在的这个监房叫“208”,在北京市拘留所的二楼,大约有25平米。铁门进去,左手是由八张床(每张床大约90公分宽,一米九长)连体排列一起,组成一个大通铺,叫做“大板”,墙上贴着英文版的一日生活规定和行为守则。

我立刻想到了“学好英语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这句话。第二天一个号友给我一张China Daily让我给他“读报”。也许是出于尊重知识,读完之后,全号的人对我肃然起敬,之后的日子里非常照顾我,吃饭的时候经常给我榨菜和香肠。

右边是一个透明玻璃隔断的卫生间,里面有一个蹲坑、一个水池,大约5平米。睡第一板就是“头板”的犯人,他资格比较老、可以帮着管教管理监室的犯人,我们叫他队长。他因为在首钢盗窃被劳教一年多,人挺好。208的8号位置位于窗户下,我们监舍的另一位“头板”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位像我奶奶的人睡在这个最靠里面的铺位上。

早上6点起床,6点半吃早饭;然后“坐板”看电视(在床板上端坐);10点吃午饭;12点睡午觉;两点起床;又“坐板”;下午4点吃晚饭;晚上10点睡觉。每天放的大多是北京台的电视剧和一些公安部制作的教育片、国共内战时的间谍片,我没有眼镜,加上对这些内容都不感兴趣,一般放碟的时候就睡觉或者闭目养神。

唯一例外的是拉登被击毙当天,放的是凤凰台的新闻,晚上放的是台湾东森电影台的电影,我看了一会。电视的频道很多,但是遥控全部掌握在管教的手里,他喜欢看什么,大家就得跟着他看。

一位号友是因为在地铁10号线里卖唱扰乱社会秩序被拘7天,而且这是第二次被拘,四月上旬同样因为在地铁卖唱被拘5天,间隔很短,以致管教大都认识他。有一天东南卫视有他参加录制的歌唱节目,他向管教申请放一段时间的东南卫视,被管教直接拒绝。我明白了所谓的人性化管理是怎样一回事。

伙食:来提审的预审和出来后,家人、朋友和部分同事都关心地问我,里面伙食怎么样。这还用问吗?不过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来是坐牢的,牢饭就是牢饭,咽得下去饿不死就行,反正也只有十天就当闭关了。我没有就伙食给他们提过意见,也没有自己花钱买过小车上的零食,号友买的零食我发现价格相比外边要贵很多,而且质量还不好,有些食品甚至已经过期但仍然在销售。

每天吃馒头,偶尔有一顿米饭,作为一生长在南方习惯吃米饭的人来说不是很习惯。馒头早上一个、中午和晚上各两个,对我来说每天能吃饱。早餐一般是粥或者稀饭,中晚餐是熬白菜、圆白菜,偶尔还会有土豆或者肉。号友们喜欢把馒头撕碎放在饭盆里,再撒一点方便面调料,搅拌着说是“炒馒头”。之后把“炒馒头”灾夹上一根红肠,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掉。

五一是法定节日,一些“有经验”的号友说当天会改善伙食甚至有人提出会有饺子,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当天的伙食的确改善了,但三餐变为了两餐。早餐没了,中午的菜里多了一些猪肉。没有早餐,很多号友一直在不停抱怨:还不如不改善。

因为以扰乱公共秩序的名义严格限制言论自由,我在互联网上发一句话,即被拘10天。


致谢与致歉:

1 非常感谢艾米、@w7f(非常抱歉我甚至连你的真名都没记住)、张瑞、石靖在我第一次被传唤的时候大半夜的来公交分局等我。感谢@pizzazhou及时将我的相关消息发布在推特上。感谢行政总监颜晓群先生一直关注我,当我手机没电关机时还与办案民警联系,了解我的行踪。感谢所有给我和我家人打电话、发短信、在推特上RT相关信息和@我的推友们,需要感谢的人很多,恕不能一一致谢。

2 感谢父母对我的养育和宽容:给我选择的自由。让妈妈生活在恐惧不安中,日夜担心我,作为儿子我自身有很大的责任,虽然这也许和极权社会的大环境关系更大一些。

3 感谢 《财经》,在我失去自由的日子里,没有按照旷工或者事假扣发我的工资,此事并不是我的工作行为,按理没有上班扣发工资也是合情合理,可以接受的。财讯传媒集团领导戴小京先生很关注我的遭遇并让集团法务部熊瑛律师与我父母联系,提供法律方面的诸多帮助。

4 向 @viyazhao和 @petrelwz道歉:本来约定周六下午去吃海底捞,因为此事,未能按计划前往。我连名字都没有记住的Viya同学去香港(本来是同行去香港的,我因无法请假未能同行)还给我带了一些好吃的,谢谢你,现在你的名字我记住了。

5 周日上午未能参加教会的复活节活动。谢谢 @pizzazhou 将@petrelwz顺利带到活动地点,本来这是我答应做的事。                                

                                                                    2011年4月

2014年3月8日星期六

在互联网上鼓吹罢工的危险分子

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刑侦支队案件侦查中队在2012年北京市交通行业安全月首届“北京·平安交通优秀团队”“北京·平安交通卫士”先进事迹中写道:此外,还抓获了在互联网上鼓吹罢工的张贾龙等一批企图制造事端,妨害首都公交治安秩序的危险分子,为实现“创建平安北京、构筑世界城市”的工作目标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原文链接:打击犯罪维护公共安全——记“北京·平安交通优秀团队”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刑侦支队案件侦查中队http://zhengwu.beijing.gov.cn/zwzt/jtaqy/xjsj/t1232252.htm

推倒臭名昭著的“防火长城”

My latest on FP: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4/02/19/everything_i_wish_id_told_john_kerry_chinese_blogger_on_internet_freedom  感谢David Wertime的翻译。


1949年以来,中国统治者迫害人权,剥夺国人自由,全国民众长期处于恐惧中。

目前,中国网民在网上发表的部分言论会被中国当局审查删除,一些网民更是因为在网上撰文而身陷囹圄,中国网民至今无法自由访问完整的国际互联网。

当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建“墙”时,所有国家都会受到损害。中国“防火长城”的存在,是全人类的耻辱,也是对国际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公然挑战。

长期以来,渴望自由的中国人为争取自由流血流汗,中国人将继续努力推倒专制政府筑起的每一道墙。如果这时,美国能够帮助拆除中国臭名昭著的“防火长城”, 将有利于中国更快地实现互联网自由。 目前,有美国公司帮助中国当局限制互联网自由以及屏蔽Twitter、Facebook等网站。

毫无疑问,这是侵犯人权的行为。我希望美国官员能对此事进行调查,如果情况属实,请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同时也呼吁对中国从事造“墙”限制互联网自由的人员——例如“防火长城”之父方滨兴——实行签证制裁,拒绝为他们发放赴美签证。

因言获罪正在监狱遭受磨难的人们,需要我们所有人的持续关注。我呼吁美国政府向中国当局施加更大的外交和舆论压力:立即释放许志永、刘晓波等因政治原因被监禁的“良心犯”,停止对他们自由行动的任何限制。

最后,我希望美国政府向中国网民提供可以越过“防火长城”的技术支持,这样有助于更多的中国网民接触到国际互联网。

上网自由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自由之一,13亿中国人自然不能成为例外。通过访问完整的国际互联网,中国网民可以更清晰地了解整个世界,这能激励他们更坚定地追求自由。

克里会见中国博客作者谈网络自由

北京——周六,一群中国博客作者与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会面,要求美国关注互联网自由。

周五,克里来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商讨地区事宜。上述会面期间,这些博客作者一个接一个地向克里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们认为,中国公民获得信息的能力受到了限制,而中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前景至多也只能说是不明朗。 “

“你会与那些渴望自由的中国人站在一起”,帮他们“摧毁这道限制网络访问的‘防火长城’吗?”中国年轻博客作者张贾龙问道。

 2011年,张贾龙曾因发帖谈论艺术家艾未未和中国官方的矛盾而被拘留三天。他要求克里对一些报道进行调查,这些报道称,一些美国公司曾帮助中国政府对中国公民访问网站的范围进行控制。

调查性记者王克勤说,网络自由事业正在“倒退”。美国官员称,王克勤曾因发表批判性报道而被迫离开一家经济类出版物。 他说,“网络自由度还不如以前。”

原新华社记者、某博客网站联合创始人马晓霖说,网站已成为新闻的主要来源。他还表示,如果中美两国关系出现改善,他希望中国政府放松对互联网的控制。 他说,如果中国成为美国的真正伙伴,“中国政府可能会感到更加自信。”

为了安抚这些博客作者,克里说人权问题是他在与中国官员会面时经常提到的问题,而他曾反复提起媒体和宗教自由的事业。他说他并未听说关于美国公司帮中国官方控制互联网访问的批评,但承诺会调查此事。克里说,“很明显,我们认为如果中国的网络更加开放,中国经济将更加强大。”

在克里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他中国高官会面一天后,美国大使馆组织了这次40分钟的会面。 会面期间,克里有时似乎倾向于乐观地看待这个问题,博客作者们则担心情况不容乐观。某重要门户网站主管王冲同时是一个独立外国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想要知道,美国能以怎样的方式帮助习近平建设民主。 克里表示,美国官员正在多条战线开展工作。至于中国的民主,他说,“已经有了缓慢的进展。” 他表示,中国的选举虽然“局限在一个党派内部”,但“地方层面”经常有“非常激烈的争论”。 他指出,对于美国官员来说,在强调人权担忧的同时,与中国官员保持沟通非常重要。 克里说,“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突然插话说:‘按照我们的方式做。这样更好。’”

然而,部分博客作者似乎期待克里拿出更加引人注目、更加激烈的姿态。张贾龙表示,他很担心那些“良心犯”,特别是人权活动人士许志永和作家、活动人士刘晓波,前者于上月被判四年有期徒刑,后者在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后遭到监禁。

刘晓波在服刑期间荣获2010诺贝尔和平奖。 张贾龙想要知道克里是否会探访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并称刘霞健康状况不佳。克里没有直接回应,但表示他在北京只待一天半的时间。 克里说,“我们在所有中美会晤中不断强调这些问题,无论会晤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举行,无论会晤的级别,我们将继续这么做。”


纽约时报链接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217/c17diplo/

2014年3月2日星期日

双轨制不除 别扯延迟退休

2012年,人社部、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制定的《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发布。纲要提出“十二五”期间,中国将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此前人社部曾表示,延迟申领养老金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中国双轨制养老金政策公平性却受到广泛质疑。质疑者认为废除双轨制才是真正的大势所趋,应当优先于延迟退休。 

设想一下,假如取消目前不公平的养老双轨制,将之变成一种全民平等参与的养老制度,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也按个人8%、单位20%的比例缴费,那么保守估计,约4000万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按每人每年2.5万元人民币计算,每年将缴费2800多亿元。 根据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的测算结果,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由此可见,靠延迟退休来解决巨额空账难题属于杯水车薪。而废除双轨制实现养老并轨所节省的资金相当于退休年龄延迟14年。 

延迟退休关系到所有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影响巨大,除非万不得已,不然不应推行。如果养老金并轨、国企提高红利上缴公共财政以填补空账之后仍然存在亏空,那时再讨论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民众对此政策的接受度相比目前会大为增加,反对者质疑者也会大为减少,政策推行难度将会大大降低。 中国养老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实行非常不公平的双轨制,因此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制度并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年轻人变少导致国内运动品牌关店潮




国内各大运动品牌库存高企,销售疲软,各大品牌零售店关店消息此彼起伏,此前黄金时光不再。目前,关店潮已经成为该行业难以摆脱的趋势。

过去十年里,国内体育品牌迅猛发展,尤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更迎来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发展契机。与此同时,体育品牌为了冲击上市,取得较高发行市盈率,也不惜下血本盲目扩张开店,可惜误判形势现在不得不无奈关店。

2008年北京承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夏季奥运会,各大运动品牌借助全民参与奥运的运动热情,通过一系列的商业赞助和营销,实现了高速增长。

体育品牌趁中国举办奥运之机纷纷赴港上市,在二、三线城市布局扩张,攻城略地,赢得了充裕的资本。

李宁在北京奥运会上点燃圣火,李宁公司在2009年中国市场的争夺中,更是首度超越国际巨头阿迪达斯,坐上了仅次于耐克的亚军宝座,一时风光无限。

以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为契机,体育品牌在全国各地繁华地段和购物中心开设了大量店铺,销售鞋和服装。即使是需求较少的地方城市,也开有大量店铺,部分品牌开店数量甚至超过8000家,供大于求,产能过剩。

体育品牌扩张速度过快,管理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同时赶上消费人群骤降带来的行业低谷,抗风险能力明显下降。

本来高速扩张的体育品牌就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再遇上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生人口大幅下降,这使得体育品牌雪上加霜。90后比80后少几千万是计划生育的恶果之一。

运动鞋服最大的消费人群是15-25岁的年轻人,一旦工作之后就会开始以西装皮鞋为主。根据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新生人口正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而大幅萎缩。此前还在扩张的几大体育品牌均因误判形势现在自食其果。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1983年开始,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新生人口数量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其中1990年是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当年新出生人口达2620万。中国“80后”有1.24亿,接近当前全国人口的10%。但进入90年代之后,新出生人口数量开始大幅下降,从每年2620万的峰值降到当前的每年1600万。

体育品牌在过去十年能够高速增长与“80后”的人口高峰不无关系,但随着时间推移,现在的主力消费人群“90后”人数与“80后”相比变少,消费人群大幅下滑,体育品牌的风光不再。

李嘉诚公然撒谎底气何来?

近年来,媒体上关于著名华人超级富豪李嘉诚在内地囤地的报道接连不断,但2012年夏天,李嘉诚在记者会上再次表示未在内地囤地,并称:批评的声音全是错。李嘉诚作为华人首富曾经说过成功要靠信誉,但是这次公开回应显然不是如此。

近十年来,内地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地价和房价上涨数倍,作为商人赚钱无可厚非,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囤地也可理解,但不能多次公然否认已经存在的事实。不欺骗大众,认真面对质疑和指责而非反唇相讥应是做人经商底线。

李嘉诚多次公开否认在内地囤地

长江实业虽然是香港房地产业的“四大天王”之一,但如果仅以营业收入相比,去年420多亿港元的营业收入仍低于内地房地产巨头万科和保利。由于香港房地产业市场空间有限,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近年来加大了对内地的投入,内地项目分散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

位于广东省东莞市的海逸豪庭项目,1999年和记黄埔拿地,在2007年时曾因囤地95个月,被罚7915万元土地闲置费。但挨罚后,该项目并未立即动工,而是又拖了5年。

在上述事实面前,李嘉诚仍公然否则囤地。他在记者会上表示,过去于东莞被罚纯粹因为手续上需要以地换地,涉及金额数千万元,但强调并不是囤地。东莞土地2007年因为闲置时间过长被罚,被罚的名义也是土地闲置,但是这在香港李超人眼里偏偏就不是囤地,岂不怪哉?

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在内地的房产地项目超长时间的开发,已是业内公开秘密。例如:长江实业上海普陀真如项目在2009年已动工,现在3年过去仍然在打地基。同年动工的浦东世纪都会项目,进度也相当缓慢。诸如此类,超过10个项目,不胜枚举。

作为超级富豪,李嘉诚的产业众多,遍及全球。有人会说他对下属公司在内地的房地产项目具体情况不一定了解,他在记者会上所说的话只是不了解情况,而非故意撒谎。

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是李嘉诚商业王国中最为重要的两家公司,也是李嘉诚亲自担任董事局主席的两家公司,李嘉诚在日前的家族分家记者会上表示自己,持有40%的长实及和黄股份。按照商业常识,李嘉诚作为公司董事局主席,不可能对公司下属的重点业务不熟悉。一般商人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更何况李嘉诚这样的超级商人。

媒体报道称,长江实业总部对各内地分公司的把控非常严格,这样的情况更说明集团总部领导不可能不知道下属的情况,按照权力越大,责任越大的原则,下属集团囤地李嘉诚负有最大的责任,但是直到最近,他不仅不认错,反而对质疑批评者反唇相讥,有失商业信誉。

地价房价大涨 囤地收益巨大

早在1999年4月国土资源部公布的《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中就曾规定,土地闲置时间超过两年,将被有关部门收回。但它对开工后的进度无明确规定,这就给了开发商囤地操作的空间。李嘉诚的下属集团项目通常会通过分期开发的方式以获取土地溢价。虽然东莞项目2007年被征收7915万元的巨额土地闲置费,当时被称为最大罚单,但相比土地升值带来的利润,罚金只是“九牛一毛”。所以即使可能被罚,李嘉诚仍在内地囤地,就是希望通过土地价值的增长来获得高收益。

近十年来,内地房地产业一直保持高速发展,地价和房价均上涨数倍,部分城市甚至超过10倍。2004年北京土地出让全面采用招拍挂形式,虽然比之前透明公正,但由于出价高者得地,也导致了土地价格的快速上升。全国其他城市也纷纷采用招挂拍的形式出让土地,数年间,全国土地出让的楼面单价上涨数倍。

李嘉诚旗下集团囤地的原因就是看好未来中国地价房价均会保持高速增长,囤地可以获得高溢价和高回报。迄今为止,他们的做法收益巨大,不得不让人佩服他们精准的商业眼光。

李嘉诚在记者会上表示,集团在内地的发展基本都是自有资金,没有贷款,因此项目进展缓慢不是因为资金不足,而是另有所图。作为商人,所图的当然是高利润。商人想赚钱无可厚非,只要是合法的谋利方式他人都得尊重。

李嘉诚作为华人首富,无论在哪里经商,都应诚信,唯有如此,事业才可长且久,才能赢得大众的真正尊重。旗下公司在内地囤地获取暴利不是个例,本人不仅不承认,反而指责质疑者全是错,这样的狭隘格局和担当不是超级富豪所当为。

中国养老制度为什么会崩溃?

目前,中国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养老金和企业人员退休养老金采用不同制度,其中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仍然沿用公共财政大包大揽的制度,而且养老保险替代率大大高于同期的企业职工。由于两者待遇的巨大差别,被称为养老“双轨制”。

仔细观察将会发现,中国养老保险不只双轨,大概有十轨:省部级以上公务员、地市级公务员、县处级公务员、普通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工人、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军人和农民工等。即不同身份人员,有来源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并且养老的待遇差距较大。

在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下,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财政承担,养老金平均替代率高达80%以上;而企业职工不但需要缴纳养老金,且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不足50%,这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不仅有损公平与效率,也无法适应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人口流动、身份变换的现实需要。

目前养老十轨制,使得体制内人员能够依靠体制长期盘剥体制外人员,企业职工、城市居民、农民工、农村居民不仅需要缴费为自己的养老买单,也需要负担体制内人员的相当一部分养老金,长此以往,不仅制度本身公平性备受考验,民众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负担的加重分化成体制内外压迫与受压迫两大阶层。

此外,与日本等老龄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大陆持续实行30多年的严格计划生育抑制了部分生育需求,这使得老龄化趋势更为明显。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人口国家,老年人口的基数也高于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且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属于未富先老的典型,这使得未来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将比日本严重很多。

中国作为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转为老年型,仅用了18年的时间,而在发达国家则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

去年,官方表示将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单独生二胎政策全面放开能够减缓老龄化的速度,但并不能解决快速老龄化带来的危机。

由于1950年-1990年是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个时间段出生的人将在今后40多年内相继步入老龄期。其中,1950-1974是中国人口两大波婴儿潮时期。

随着“50后”、“60后”陆续进入退休年龄,中国老龄人口正在快速增长,目前中国是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2亿的国家,老龄化水平达到14.8%。

截至2011年底,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已超两万亿,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很多外来务工人员选择中断社保。目前,我国大概有3亿多人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今年有累计3800万人中断缴保险,未来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压力将继续加大,中国面临老龄化危机。

此外,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生育率快速下降。近年来中国生育率长期保持在1.4%-1.5%的水平,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生的孩子多了,老年人在整个人口当中所占比例提高的速度就会放缓。放开二胎政策将释放部分生育需求,乐观估计未来几年能补偿性生育数以百万计的婴儿,但这对于改变老龄化的作用不够明显。

因为经过数十年严格计划生育之后出生的人本来就少,陆续进入生育高峰年龄的“90后”女孩数量更是大幅下降,另外加上抚养孩子成本的增加,放开二胎政策释放的新生儿数量难以出现持续增长。

如果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缴纳统筹金的人的规模一直大于领取养老金的规模,这种模式能够保持收支平衡,运行良好。但是从长期看难以为继。

经济周期波动现象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一,加上人口寿命的增加和中国特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社会老龄化趋势难以逆转,因此,养老金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中国老龄化浪潮来袭 殡葬业商机无限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升值最快的商品是住房和墓地。近年来,墓地价格涨幅甚至超过了高涨的房价。

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墓地不仅价格昂贵还出现了紧缺状况。北京一个0.6平米的墓穴售价最低近万元,条件稍好则动辄十余万、数十万,豪华大墓更是在百万元以上。有人感叹“生前当房奴,死后变坟奴”。 

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亡是确定无疑的,中国有“红白喜事”的说法,由此可见办丧事和办婚礼皆被国人视作同等重要的人生大事。关于生死,国人的传统是避而讳谈。对普通人来说,殡葬行业也显得有些神秘。

近期,号称“内地殡葬第一股”的福寿园在港招股引发投资者热烈关注,这也为普通人了解中国殡葬业提供一个窗口。

福寿园2013年12月9日-12日在香港公开招股,计划发售5亿股,每股作价2.88-3.33港元,拟募集资金14.4亿-16.65亿港元。庞大的市场需求和殡葬业的高利润使福寿园受到资本市场追捧。

据招股书显示,近年来,公司毛利率始终保持在80%以上,远超房地产行业的30%。 福寿园1994年开始在上海经营墓园,是首批进入中国殡葬服务业的私营企业之一。

福寿园的收益主要来自墓地销售。 据招股书显示,2013年上半年,福寿园收入近九成来自墓地服务,同期毛利为2.464亿元,毛利率高达80.4%。 

和房地产业务类似,拿地是殡葬企业的关键环节,拿地价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企业的利润。 以上海福寿园为例,墓地的收购成本只有每平米190元,而每个墓地的平均售价接近14万元。在动辄超过10万的售价面前,百元的拿地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殡葬企业的暴利程度也可见一斑。

和商品房70年产权相似,墓地销售并不涉及所有权,而是一种使用权,产权最低的只有20年,最高70年。福寿园公司的招股书更是直接指出,“客户于销售合约结束时可缴付续期费为其墓地试用期续期,若客户未能续订合约及取回骨灰,公司有权全权酌情处理骨灰”。 

另一方面,墓地也有公摊面积。墓地销售合约内规定的可销售面积不仅包括所售墓地的专用面积,也包括一部分市政面积,中国殡葬协会表示这是行业惯例。例如一款墓地面积为3.64平方米,实际建坟面积为0.99平方米。 

与分期付款的房地产相比,殡葬业的好处还在于税收较少,并且墓穴皆是一次性付款,没有后期结算风险。因此殡葬公司的资金状况大都较为充裕,目前福寿园公司的负债率只有11.3%,远远低于房企动辄超过70%的负债率。 

现在,买墓甚至比买房还折腾,这对殡葬企业来说是好消息,部分公墓无现墓,有的甚至连“期墓”都卖光了。在庞大的市场需求下,市场上还出现了小产权墓、经济适用墓等。 

中国老龄人口正在快速增长,这为殡葬行业带来持续稳定的需求增量。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死亡人数为970万人,全球最高,而火化率稳定在约50%的水平。

中国人关于殡葬有许多传统习俗,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内地民众开始接受火化,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火化率接近百分之百,大中城市火化率在八至九成以上。

目前,中国五大殡葬服务提供商全部位于一线城市,其中四家在上海,一家在广州。 福寿园60%的业务就来自老龄化和城市化均较高的上海市。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且程度最高的城市。截至2012年底,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增至367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5.7%,老龄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按照常住人口计算,上海的城市化率已达89%以上。 

7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开始大大降低,中国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未来像上海一样人口老龄化的城市将越来越多。 

中国是目前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2亿的国家,是全球最大的老龄化市场。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每年死亡人口也将快速增加,中国殡葬业蕴含巨大商机已引起越来越多的淘金者关注。 

此外,在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时代背景下,未来殡葬行业也将有望实现高速增长。 随着城市化的持续快速发展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官方预计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这也将加大对殡葬业的需求。